“苍蝇蚊虫传疾病，老鼠麻雀偷食粮。六万万人民齐上阵（嗯），一定要把它们消灭光！”老一辈的人对这首歌谣至今可能记忆犹新，对“鼠雀蚊蝇，害人妖精，除尽四害……”的顺口溜依然琅琅上口。当时的口号就是：“发动群众，统一行动，男女老少，各显神通。”回想50年前那场空前绝后的全民“除四害”运动，很是值得今人玩味。
除“四害”运动中的流行画：儿童用弹弓打麻雀。 （南方周末资料图）
回击细菌战，兴起爱国卫生运动
人们大多认为“除四害”运动是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产物。其实不然，最早掀起“除四害，讲卫生”的高潮，应该是在1952年。当时正值抗美援朝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，而且这些细菌武器——带毒昆虫也洒落到了我国的东北地区，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。对此，中国政府不但发表抗议，还于1952年3月14日的政务院128次会议上决定，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，下设办公室；同年底，这个机构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，周恩来总理任主任，主要领导反细菌战。由于这个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国的细菌战争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，中央就把这个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。
中央一声令下，各地运动如火如荼，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毛主席“动员起来、讲究卫生、减少疾病、提高健康水平，粉碎敌人细菌战”的伟大号召。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，短短4个月内，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下至七八岁儿童，全区就有10万人投入到这场运动中。于家巷26号60岁的贾老太太，每次清扫时都带头干，晚上还到本组各家各户检查鼠夹安置是否妥当。盐西街林桂涛一只手臂不能动，但每天上午去捞孑孓，下午去灭蝇。各地还涌现出许多“除四害”模范，安徽芜湖的顾友昌专门用旧铁纱网做了两个蝇笼，笼内放些鱼肠、梨皮、虾壳等腥臭物做诱饵，早晨把笼放在厕所、菜市场等地，晚上取回……人民群众热情似火，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地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，为之后更大规模的“除四害”运动奠定了基础。
全民总动员，排山倒海力“除四害”
火热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，1955年12月，毛泽东在《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》一文中就指示：“除四害，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（及其他害兽），麻雀（及其他害鸟，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，尚待研究）、苍蝇、蚊子。”过了一个月，这17条扩充成了40条，就是1956年１月中央提出的《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（草案）》，其中第27条是：“除四害。从1956年开始，分别在5年、7年或者12年内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，基本上消灭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。”1957年9月、10月间，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，毛泽东在会上说：“消灭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这四样东西，我是很注意的。只有十年了，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，动员一下，明年春季就来搞？……中国要变成四无国：一无老鼠，二无麻雀，三无苍蝇，四无蚊子。”这次全会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（修正草案）》，其中第27条后面增加了“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，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，可以不要消灭”。到了1958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《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》。《指示》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，完成消灭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的任务。指示发出后，全国掀起“除四害”运动，不断宣传“排山倒海除四害，造福子孙万万代。”
亢奋的年代里，运动接连不断，今天打这个，明天斗那个，人们的才智也发挥到了极致，“除四害”的方式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比如灭老鼠，什么“掏窝”，“水缸捕鼠”，“调墨油粘鼠”，“双簧钢丝夹鼠”，“碗、桶、面盆扣鼠”等。北京一位小学生，还发明了一种灭鼠的“奇招儿”，就是把老鼠逮住，往肛门里塞粒黄豆，再用线缝上，放回窝里，它拉不出屎来，就能把一窝老鼠都咬死——当然放走之前一定要把老鼠尾巴割下来，因为尾巴是用来统计战果的。灭鼠是有奖励的，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，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。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，再把一头削尖，冒充两根。“抱头鼠窜”的老鼠们真的是“人人喊打”了。人们嘴里唱着“苍蝇、蚊子、麻雀、老鼠你往那里跑？东村西院都安排好……”的《除四害歌》，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“武器”，不停地拍苍蝇、轰麻雀、打老鼠。就连“老外”也很惊讶，不明白一个小姑娘为什么与苍蝇有着如此“深仇大恨”，一定追着不放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四害”近乎遭遇灭顶之灾。据《羊城晚报》报道：全市共消灭麻雀31万只，捣毁麻雀窝3.1万个。连不杀生的法师也加入这场杀生行动。时势造英雄，全国“除四害”的“英雄”不断涌现。安徽巢湖市评为“一等卫生先进工作者”的工人顾友昌，从1952年开始6年如一日“除四害”，战果惊人，仅1957年，他就消灭老鼠2660多只，麻雀4728多只，苍蝇90斤，挖蛹25斤10两（当时每斤16两），蛆31斤；平均每天消灭7只老鼠，13只麻雀，６两苍蝇和蛆蛹！武汉市安静街72岁的老太太蔡月英，3年如一日“除四害”，消灭了330多只老鼠、240万只苍蝇……她先后5次被评为市、区爱国卫生模范。此外，贵州有“捕鼠大王”于校章，北京龙潭还有85岁的“麻雀常”常老太太。真是“模范”争相不断。
1958年除四害运动，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学生投入到万寿山区的捕雀战斗，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。
这次“全民除四害”运动，大概也是一项世界纪录。文学通常和时事生活是紧密相连的。有人为此壮举作了诗歌，如《擂鼓鸣金除四害》：“老鼠奸，麻雀坏，苍蝇蚊子像右派。吸人血，招病害，偷人幸福搞破坏。千家万户快动手，擂鼓鸣金除四害。”时人还编成顺口溜：“鼠雀蚊蝇，害人妖精。除尽四害，下定决心。人人动手，个个出阵。打早打小，斩草除根。要叫四害，断子绝孙。”
麻雀“冤狱案”，谁来为小麻雀“平反”
麻雀何以能成为“四害”中的老二？毛泽东在起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，听到一些地方反映“麻雀成群，祸害庄稼，一起一落，粮食上万”，出身农村、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他，当即决定把麻雀同老鼠、苍蝇、蚊子一起，作为必须除之而后快的“四害”。可怜的小麻雀便成了“阶级敌人”。
在这“四害”中，麻雀目标最大，最容易被发现，且比老鼠、苍蝇和蚊子要好对付，于是，麻雀就成了人们重点清除的对象。白天大人们用枪打、网捕、毁窝等办法对麻雀进行围截追堵，晚上，大人拿着火把、电筒，小孩子们则敲着铁桶、搪瓷脸盆，“咣、咣、咣”地把麻雀轰出窝。这招实在是“毒辣”，那麻雀有个毛病，个个都是盲眼，所以，在黑暗里，一旦麻雀在惊吓中离了雀窝，由于无法辨认目标最后只能摔死在地上。据各地不完全统计，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．1亿余只。
这场空前绝后“剿雀大战”，大打“人民战争”的经验，当时的口号是：“发动群众，统一行动，男女老少，各显神通。”1958年4月20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《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三百万人总动员第一天歼灭八万》的文章，记录了当时的“剿雀盛况”：
十九日清晨四时左右，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、竹竿彩旗，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。八百三十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，二百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。五时正，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，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，立刻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枪声轰响，彩旗摇动，房上、树上、院里到处是人，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。假人、草人随风摇摆，也来助威。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，不论是工人、农民、干部、学生、战士，人人手持武器，各尽所能。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“麻雀过街，人人喊打”局面。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，找不着栖息之所。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。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；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。
为了摸清“敌情”，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三十辆摩托车四出侦察。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。市、区指挥、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。
在天坛“战区”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，三十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。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九百六十六只，其中累死的占40％。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，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四百只。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两千居民围剿麻雀，他们把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，在大半天时间里，共消灭麻雀五百一十二只。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，三千多人从水、旱两路夹攻麻雀。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、树上，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，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。
傍晚以后，青年突击队到树林、城墙、房檐等处掏窝、堵窝、捕捉麻雀。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，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。
战果极为辉煌。到19日晚10时止，北京全市共累死、毒死、打死麻雀83249只。
成车的麻雀被作为战利品送上“除四害”展览会
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自然离不开舆论导向。诗词、歌曲、科普文章、漫画、快板等迅速涌现，报纸、广播也鸣金击鼓大作舆论宣传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郭沫若的《咒麻雀》诗：
麻雀麻雀气太官，天垮下来你不管。麻雀麻雀气太阔，吃起米来如风刮。麻雀麻雀气太暮，光是偷懒没事做。麻雀麻雀气太傲，既怕红来又怕闹。麻雀麻雀气太骄，虽有翅膀飞不高。你真是个混蛋鸟，五气俱全到处跳。犯下罪恶几千年，今天和你总清算。毒打轰掏齐进攻，最后方使烈火烘。连同武器齐烧空，四害俱无天下同。
著名漫画家张乐平，当时也创作了一幅漫画《天罗地网》，以写实的笔法，记录了当时的“剿雀盛况”：战旗飘扬、全民动员，你上树来我爬墙，敲起锣来打起鼓，放起鞭炮端起枪，看你往哪跑……
随着小麻雀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，大多数人没有料到的恶果出现了：1959年春，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，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。一些“不识时务”的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“平反”。
政治气氛的缓和给小麻雀也带来了一缕春光。1959年上半年，针对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展了有限纠“左”工作，知识界沉闷的气氛也有所缓和。以郭沫若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，发表文章为曹操翻案，当时影响很大。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趁势说，既然曹操可以翻案，麻雀为什么不能平反？为麻雀平反，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。“麻雀狱案”终于被提上了日程。
1959年11月27日，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，说：“科学家一般都认为，由于地点、时间的不同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；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，而不是消灭麻雀。”两天后，毛泽东批示：“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。”次年3月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：“麻雀不要打了，代之以臭虫，口号是‘除掉老鼠、臭虫、苍蝇、蚊虫’。”
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张劲夫的报告，算是公开为麻雀平了反。之后，随着“钢铁元帅升帐”，更大的群众运动到来，“除四害”运动才渐渐偃旗息鼓，趋于平静了。